不要只是阅读，还要记录。养成写阅读日记的习惯，把喜欢的名言、引起共鸣的想法以及想要探索的问题都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日记会成为你个人成长的路线图。

小说不仅能娱乐大众，还能培养同理心。阅读复杂的人物形象，能帮助你理解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动机、情感和视角。例如，像托妮·莫里森的《宠儿》或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这样的作品，以自助书籍无法企及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人性的窗口。

但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和美国的学生因民权运动、越南战争以及世界各地争取更大民主化的斗争而强烈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激进思想与政治行动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成为人们迫切关注的焦点。达恩顿被这场充满激情的政治和历史辩论深深吸引。

在菲利普斯学院和哈佛大学，他最初对美国历史感兴趣。他在哈佛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伍德罗·威尔逊。这项研究——令他日后在普林斯顿的同事亚瑟·S·林克大为恼火——使达恩顿确信，威尔逊虽然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但却是一个极其令人反感的人。他转而研究十八世纪历史，并在20世纪60年代以罗德学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学开始了毕生致力于的研究——启蒙思想的兴起及其对世界的变革，尤其是十八世纪法国人的精神世界。自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1862年）出版以来，启蒙思想与随之而来的政治革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十八世纪研究中最具争议的历史问题之一。

对这位地道的美国佬而言，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形成过程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他。罗伯特·达顿出生于二战前夕的纽约市，父母都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从小就对身处现代世界历史洪流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父亲在二战期间于太平洋战场阵亡，让他很早就意识到全球历史力量与个人切身生活之间的联系。这场无法弥补的损失让他深深地致力于重现过去人们的经历。

审查制度和其他因素导致法国大革命前夕没有报纸刊登真正的新闻。因此，渴望获取信息的法国民众只能搜寻各种秘密渠道，例如在邻近的低地国家和瑞士出版的“完全非法”的书籍。“当时存在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负责制作和发行这些书籍，”达恩顿说，“其运作细节保存在纳沙泰尔和巴黎的档案馆中。”

的确如此，达恩顿也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他回忆说，为了阅读那五万封信件，他“花了十四个夏天和一个冬天”回到那里。在此过程中，他发展出了两大学术方向：十八世纪的法国，以及他参与创建的一个新学科——书籍史。“基本理念并非仅仅将书籍视为思想的载体，而是要理解它如何成为 历史的力量 ，”达恩顿解释道，“要探究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如何被传播的，它对社会的影响有多深，然后——这很难——人们又是如何阅读它的？它产生了什么影响？研究印刷文字会让你重新审视一些经典问题——就我而言，是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问题。”

在瑞士纳沙泰尔的一家图书馆里，达恩顿发现了一批两百年来无人见过的原始资料：“五万封信件，作者几乎涵盖了所有与书籍相关的人，”他说道。“当然，其中有作家、书商和出版商——但也有印刷商、走私贩、制墨者、造纸者、印刷机操作员等等。那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全新世界。”

他们用充满激情而非哲学意味的语言表达了煽动叛乱的精神，这种精神在 1789 年后引起了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共鸣，这要归功于布里索、马拉和埃贝尔等记者和演说家。

尼古拉斯·托马斯·伯恩哈德（德语： Nicolaas Thomas Bernhard ，[ˈtoːmas ˈbɛʁnhaʁt]；1931年2月9日－1989年2月12日）是一位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及评论家，被认为是战后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争议，探讨了死亡、孤独、痴迷和疾病等主题，对人类境况持悲观态度，并对战后奥地利和欧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散文风格，作品中常采用多视角叙述人物和事件，运用独特的词汇和标点符号，并穿插主人公濒临精神崩溃的长篇独白。

1935年，赫塔的父母带着托马斯搬到了萨尔茨堡附近的塞基兴。1936年，赫塔与埃米尔·法比扬结婚，次年随他和托马斯搬到了纳粹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特劳恩施泰因。法比扬从未收养托马斯，伯恩哈德也一直称他为监护人而非继父。1939年，赫塔的父母搬到了附近的埃滕多夫村。伯恩哈德与祖父关系最为亲密，后来称他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即使只是精神上的”。弗劳姆比希勒引导伯恩哈德接触文学和哲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场法德之战对欧洲政局造成了长久的影响，新的德意志帝国取代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的陆军国家，直接破坏了欧洲大陆均势，俾斯麦在接续的20年中提升了德国的国际地位。在法国，这场战争彻底结束了持续千年的君主制，首都巴黎爆发了一场名为巴黎公社的短命起义，而法国政治的主体则变为了一个持久的共和型政府。

当我们纵览史册，便会发现人们通常会选择后者的做法：我们的祖先曾无数次借助决议、共识和对后人的叮嘱来选择遗忘各种不公、残忍与恶行。那从古至今一长串的议和协定见证了这一切。

一边是人们试图通过记忆来防范重蹈覆辙的危险，另一边却在竭力抹除这些回忆，生怕因为它而再次造成恶端。

（现在没有忘记，不也是重蹈覆辙……）

魏茨泽克于1985年5月8日在议会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阐述了德国和德国人民对纳粹罪行的历史责任。与当时德国大多数民众对战争结束的普遍认知不同，他将5月8日定义为“解放日”。[ 55 ]魏茨泽克指出，纳粹对德国的统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悲剧密不可分。[ 50 ]他以惊人的勇气驳斥了老一辈德国人最珍视的辩护理由之一。他说：“当战争结束时，大屠杀的骇人真相大白于天下时，我们当中太多人声称他们对此一无所知，甚至从未怀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