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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之上，因此，基于政治经济学角度的金融市场分析就等同于对自由企业制度的分析。这一前提的前半部分也许是正确的，但不能保证后半部分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决定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政治进程与形成整个自由企业制度的政治进程极有可能并不一致。虽然后者自由制度的形成意味着前者自由制度的形成，但反之则极有可能并不成立。因此，以金融市场制度演进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不能取代以整个自由企业制度演进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进一步来看，在分析金融产业这一单项产业的相关政治进程时，也许可以适用利益集团模型，但在分析整个自由经济体系的存在方式时，则无法适用这一模型。下面我们将就此进行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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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诞生提供了基础。即使在今天，市场主义的地位也并非总是稳固。要想捍卫其地位，就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市场主义是现有体系中保障人民经济自由的最佳选项，同时应当发出警告，让人们意识到市场主义正在遭受各种反市场政治力量的攻击。

综上所述，拉詹和津加莱斯的论证目的在于，通过自由企业制度和经济自由主义来捍卫市场秩序，并分析所需的政治基础。在围绕自由企业制度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时，二人并未就其整体进行论述，而是仅就构成其基础的金融市场进行了分析。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他们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讨论，却并不总是能够令人信服的原因。他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分析策略，主要是由于以下前提:自由企业制度建立在自由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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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中获利的集团所支配(由芝加哥学派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模型)。

因此，市场经济体制所依托的政治基础是极其脆弱的。
在金融基础设施相关技术飞速进步的情况下，或者在因贸易资本市场的开放而加剧了来自海外竞争的情况下，反市场集团的政治力量会相应削弱。这可以解释20世纪初期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所取得的顺利发展。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遭到废除，大恐慌爆发之后，金融市场出现了阻塞和停滞(大逆转，Great Reversal)，原因包括持反市场观点的既得利益集团政治力量不断增强，而经济衰退下掉队者中普遍存在的反市场情绪又加剧了这种状况。这种倾向在欧洲和日本尤为明显，为所谓的官僚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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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其运作离不开各种制度型基础设施(法律及其有效执行，明确的会计标准，有效的监管，监督机构;信息收集部门，评级机构)。由于许多制度型基础设施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所以要想确保充足的供应，就必须解决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问题，并由政府提供支持。

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时需要进行政治决策，而决策过程取决于利益集团政治( interest group politics)。但是在利益集团政治中，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受益者，普通民众以及消费者即投资者的政治力量要弱于由少数成员组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利益集团，往往会被那些能够从压制市场、放任甚至无视市场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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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n和Zingales(2003)则特别着眼于金融市场监管，并试图从银行(利益集团)与以侵华为目标的国家主义者(利益集团)的政府之间相勾结及相关利益诉求的角度来进行解释。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拉詹和津加莱斯模型，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

拉詹和津加莱斯认为，自由企业制度和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经济体系建立在极其脆弱的政治基础之上，是“一株柔弱的植物，不断受到既得利益这种杂草的攻击，因此需要悉心呵护和培育”(Rajan和Zingales，2003;日译本385-386页)。市场的作用在于为优秀项目提供融资，实现新的创意，从而克服借贷限制，使历时性消费效用最大化。金融资本市场构成了市场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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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常态化干预。当时日本已经开始向某种浮动汇率制转变，因此要想使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对资本流动进行监管。但这意味着日本不仅放弃了自由资本流动的资金分配效应，同时也最终放弃了金本位制下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撇开这些举动的效果不谈，重要的是，上述立法反映出当时经济界和政策决策者已经逐渐认识到产业自由主义正在陷入僵局这一事实。特别是1930-1931年期间黄金解禁政策以失败告终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契机，导致人们对市场自动调节功能的不信任。

对于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政府不断加强干预的这种趋势，寺西 (2003)和Teranishi(2005)认为，这是经济思想领域对市场功能认知发生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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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自1930年前后起，政府已经开始逐步加强对经济的千预。例如，1931年4月，为期五年的《重要产业统制法》开始正式实施，1936年5月又延长了五年。该项立法规定要组建产业卡特尔，消除竞争造成的浪费和不稳定(第2条)，并从公共利益角度对自主协议实施监督(第3条)。该项法律以“自主监管”为主导，为了避免以强制方式实施，从尽可能缩短实施期限的角度出发，将期设为5年(吉野，1935，第223页)。必须要承认，对自主市场调节功能的失望推动了该项立法。此外，1932年，《资本逃避防止法》开始实施，规定将在“必要时”限制资本流动。该法于1933年升级为《外汇管理法》，由此日本政府开始对外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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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革新派官僚进行政策研究。然而，这一说法并非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说得通。例如，有人认为设立内阁调查室只不过是冈田内阁(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日银行长深井英五)的一种“政治姿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革新”热潮(中村，1974，第30页)。中村指出，“纵观整个经济，在1935年 (昭和十年)之前，管制型经济政策尚未占据主流。当时产业界内部仍然在歌颂自由经济，日本政府方面也在尽量避免采取过于激烈的管制措施”(同上第 33页)。直到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及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出于国防考虑，日本进行制度改革的意识急剧高涨(坂野，2004，第68页以及中村，1974，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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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世纪30年代的“大逆转”-对市场秩序的否定

5.1拉詹和津加莱斯模型-20世纪30年代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

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突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通过市场形成秩序被否定。原因之一在于，这是为增强国防实力应对世界大战而进行的制度改革。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面战争，制度改革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在未来再次发生。在官僚和陆军中确实存在这样的观点。据说国策研究会(成立于1934年)聚集了一大批革新派官僚、陆军政经将校以及学者，他们围绕增强国防实力反复讨论相关政策(古川，1990)。此外，日本政府还在1935年成立了内阁调查局，即后来的企划院的前身，负责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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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跃的经济活动的刺激作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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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1)“建立在自身劳动基础上的平等社会”这一基本的社会结构;(2)人们勇于实践的精神态度;(3)铁路、邮政、生产技术、统治机构等外在物质制度和文化的发展(第60页)。

综上所述，在面临市场急剧扩大的明治初期，主张肯定市场秩序的两位代表性人物的目的和依据可概括如下:福泽主张引入市场秩序，以此作为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经济原理。在他看来，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可促进经济主体之间建立起基于竞争而非授受关系的关系，并能取代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秩序。田口主张引入市场秩序，以实现一个以普通平民为中心的平等社会。他期待在市场秩序下，能够通过分工来实现择业自由，并希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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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积累是以其在封建制度下所获得的俸禄为保障的。他还强调，士族要想作为官僚或实业家肩负起未来现实社会的重任，必须要使其实现有形的独立。
技术进步
田口卯吉强调，西方的先进技术是通过“劳动社会的实践”而发展起来的，即器械学是通过器械师，建筑学和造船学分别通过木匠和船匠，农学是通过农夫的实践积累而成的。他认为，从事劳动的普通平民亲自创造出了实际和实用的科学，自由企业制度带来了平等的劳动社会，发展的基石在于激励人们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日本开化之性质》1885年(明治18年)，全集第2卷，133-134页]。
松本(1974)认为，在田口的文明观中，文明发展体系是由以下三个密切相关的要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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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之一，对知识资本寄予厚望，并强调知识资本的积累，这也成为了明治时期经济学的一大特点。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主张通过获取知识来实现个人的独立，从而维护国家的独立。《文明论之概略》开篇写到，“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可见他将国家的未来寄托在国民人力资本的积累之上。即，他认为文明的进步问题属于自由精神范畴，建立一种能够促进这种精神发展的社会制度，对于维护国家独立而言是一项非常紧迫的课题。
此外，福泽认为，要想成为独立的个体，就必须同时实现无形的独立(精神独立)和有形的独立(经济独立)，而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福泽并没有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士族的高素质以及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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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密的理论，分工的益处被归纳为以下三点:(1)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2)通过分工来节省时间;(3)针对生产工艺和工序设计相应的机械设备。其次，该书论述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点:(1)有形因素-劳动分工、劳动竞争、设备及工具的使用;(2)无形因素-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劳动者的才智、劳动者的品行、劳动者的诚信。

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学在微观的组织效率中找到了主要的效率来源。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日本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如下所示，福泽对人力资本的重视以及田口通过OJT(在岗培训)来促进技术进步等观点，都有着相同的思路。

人力资本
明六社的西周将“智慧”列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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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经济效率的来源
生产成本
受李嘉图等人的影响，J.S.密尔等经济学家非常关注生产成本。《宝氏经济学》(永田健助译)便是一部深受密尔影响的经济学著作，其章节结构具体如下:
第1篇生财论(土地、劳动、财产与资本)

注释①他认为对于外国商人的蛮横行径，日本应发动富商进行对抗。对于该问题，从政商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观点以及对此的否定观点可参见杉山(1986)，93-102页。

第2篇交易论(价值及价钱、货币、物品的价值、货币的价值) 第3篇分配论(地租、劳动报酬、财产与资本的利润、工业结社) 第4篇外国交易信用及税收论(外国交易、信用、税收)

特别是在第1篇中重点讨论了生产效率。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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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如何》明治15年，全集第5卷，362-363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福泽再一次回归到其基本主题“一身独立，则一国独立”。在福泽看来，个人是国民而非公民，公共利益即为国家利益(杉山，1896，174、188页)。福泽认为与外国对抗需要借助富豪的力量，并且对苏峰所反对的政商行为持宽容态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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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高低贵贱的名分”，带来了假借保护之名的“专制压迫”(《劝学篇》全集第3卷，96-100页)。福泽还从教育论的角度，针对独立个体的应有的状态与儒家思想体系下个体应有的状态进行了如下比较。“从前，社会秩序全部建立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君臣、父子、夫妻长幼相互依赖，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相互关联而后树立教化。在今天独立自主的思想体系下，我们必须首先使自己独立，尊重自我，视自身为金玉，在此基础上来维系其他各种关系，维系人情关系……“人们在自身已经独立的情况下，会转而鼓励他人实现独立，并最终与所有国人共同谋求国家的独立’，如果这能够成为一种自然的过程，那么自主独立的意义……应涵盖所有秩序并无所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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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即，“情感是竞争的对立面……竞争是一种相互抗衡。同等同权是互惠互利的根本所在，是尊重的源泉所在。在不自由的情况下产生的自由正是如此”[《觉书》1875年(明治8年)，全集第7 卷，第658页]。

这种重视市场竞争的姿态，反过来看，同时也体现了对于当时封建儒教秩序一贯的强烈批判。在对懦教秩序的批判中，福泽把矛头主要指向了人情下的恩威并施。他认为“在儒教秩序下，‘恩威人情之政’即，君主对人民所进行的‘保护和维护’与其所实施‘生杀予夺之刑罚’是硬币正反面”(坂本，1991，47，第235页)，所以他批判道:在社会一般意义上，“人与人的纽带”是以“父子关系同样的思想模式”建立起来的，并由此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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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独立”(《劝学篇》全集第3卷，第43页)这句话所寓意的那样，独立的个体是国家强大的基础。作为个体，应当独立于国家和他人。其所谓的独立包括以下两点含义:一、对等的立场，即，互惠关系。“一毫①不贷，一毫不借”，即不存在授受关系。福泽认为这对于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关系而言尤为重要。[《文明论之概略》全集第4卷第121页，《劝学篇》1872-1876年(明治5-9年)，全集第3卷，第40页等]。他认为政府会收取租税，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保护人民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人民不需要为此而感恩。二、并非基于某种关系，即，不存在情感关联(坂本，①读作“gou”。一种单位名称，同“毛”。1991，第79页)的竞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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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效仿西方，就必须同时考虑精神文明(坂本，1991，84-85页)。特别是在1887年(明治20年)之后，一方面，经济发展开始起步，另一方面，随着政商(有政治关系的商人)的行为模式及其所拥有的巨大财富逐渐为世人所知，商人的道德问题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苏峰的平民主义宣扬应当基于以“劳作、节俭和储蓄”为宗旨的能力主义，建立“精英型”商人和平民的道德标准，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柱，并对以政商为代表的关系依赖型商人(“叩头型”商人)进行了批判。

福泽谕吉将日本作为独立国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作为了一项终极课题，主张通过市场，通过独立个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来构建社会秩序。正如“一身独立，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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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内心会随着货币和商品的进化而进化”的结论[《日本开化小史》1877-1882年(明治10-15年)，全集第2卷第83页]。这体现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即社会的进化或退化与人类智慧的进化或退化是同步的。因此，田口认为，随着自由市场秩序下的经济发展，道德和人性必然会进化。
但在当时，这种乐观主义未能同等地传递给大众，这一点也很重要。例如，主张“平民主义”的德富苏峰在其1887年(明治20年)出版的《新日本之青年》中，论述了经济发展这种物质文明与道德这种精神文明之间的协调问题。即，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心只顾追求物质文明的建设，导致日本社会在道德上成为了“裸体社会”(植手，1974，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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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客观结果来看……作为社会性目标，自然带来了财富的生产和消费”(内田，1962，第124页)。
③参见小野(1999)。

④即主张通过教育民众，使之全部成为君子，让整个国家成为道德的净土(坂本，1991，第185页)。

情感是一种可以成长的私利心。”(全集第2卷，第25页)根据孟子的逻辑，这意味着随着个人的成长，人们会认识到童年时未意识到的与他人协同行动的必要性。从斯宾塞的观点来看，这体现了从斯密开始形成的一种市场观，即在市场经济中会自发形成秩序。他同样指出，社会进步的动力来自“保生避死”即，自我保存的欲望这一本能，人们采取各种措施来规避生命危险，从而提高了技术水平。此外，他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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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宾塞的观点，写出这样一句名言:“道德

注释①津田真道和西周作为幕府选派的留学生到荷兰的莱顿大学进行学习(1863-1865年)，共学习了5个科目:自然法、万国公法、国内法、经济学、统计学。
②《情欲论》(《明六杂志》，第35期)和《人世三宝说》(《明六杂志》，第38、39、40、42期以及《西先生论集》卷3)均收录于《明治文学全集3明治启蒙思想集》(1967年，筑摩书房)。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健康、财富、身份乃至名誉”列为经济人的行为目标，并指出“地位和名誉”是最终目标。财富是提升地位的一种手段，人们“增加财富是为了展示社会权力，目的在于提升自身地位……从这种行为背后整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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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日本经济开始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正式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及市场经济中个人的应有的状态再次成为人们重新审视和探讨的对象。特别是在对儒家思想持否定态度的天赋人权论被否定之后，追求普遍规范的立场也随之销声匿迹，儒家思想则作为一种日常美德被重新重视起来。涩泽荣一认为，作为实业家应同时掌握《论语》和《算盘》两门学问(经济道德合一主义)③。此外，中江兆民翻译并介绍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从议会政治体系的角度，对儒家的德性君王论加以发展和普及④。
在这种情况下，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始终坚持认为，应当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社会秩序。田口卯吉对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持乐观态度。他在《日本开化小史》中引用了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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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对立面，从社会角度理性追求利益恰恰能创造道德这一规范”，并且指出“文明”和“开化”不过是为了实现欲望和利益这些世俗价值而进行的自由合理的精神活动(松本，1974，54-55页)。儒家世界则将“利”与“义”对立起来，将满足人类欲求的问题排除在道德范畴之外，受到了无情的批判。
然而，如上所述，在1874年(明治7年)成立民选议院建言书发布之后，这一启蒙立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津田表示赞同成立民选议院，但只有华族、士族及富豪才可拥有选举权，而西周则从为时尚早论的立场出发，提出了重组现有会议体的替代方案。不过，与其他多数成员一样，他也被归类为渐进主义者(宫川，1967，明治启蒙思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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